2013年6月10日 星期一

[讀文本]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


《我的前半生》
作者:愛新覺羅・溥儀
出版:群眾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
        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是清朝最後一位皇帝,也是中國最後一位皇帝。在抗戰期間,接受日本人扶持成為偽滿洲國皇帝,後在二戰結束之後被判為戰犯,在蘇聯被關押5年,後被送回中國關15年,再經過特赦後變成一般中國公民,而在1964年擔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於1967年時,由於文化大革命隻顧,多次被紅衛兵批鬥,最後患尿毒症去世。此書寫作於1957年下半年,當時撫順戰犯管理所認為,日本戰犯自我覺察揭露侵華的殘暴罪行,是促進他們加強改造的好方法,而偽滿戰犯都寫做「悔過書」,這些悔過書的題目都叫做「我的前半生」。溥儀也是在這種背景下寫作,共撰寫了一年半,於1960年1月出版,但由於歷史因素。而溥儀在寫作時,也有他人提供許多材料供參考,其胞弟溥杰也有幫助寫作。此書不斷呈現一種自我唾罵,表示自己「萬死不足以蔽其辜」,而在勞動過後痛改前非,聽中共的話,遵循黨的道路,忠於毛澤東,重新做人的決心。也可看見此書背後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而在書中的寫作語氣與思想,也深受當時的寫作環境、時間、條件等,此書除了記載現代中國歷史進程,也可以看見中共教育改造戰犯成就的原始文字載體,從此書也可以看見濃厚的社會主義至上、中共獨大的思想。不過也不能就否定此書的價值,畢竟他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環境下產生,不僅是書中敘述的歷史事件,也可以從用字遣詞中看出中共想要傳達的一種意識形態,透過這位末代皇帝的書寫,個人反思中夾雜改造精神,是一特殊時代下的作品。

        此書分六篇十三章,溥儀以在不同地區作為篇名區別,各為:
        第一篇「我的北京生活」、第二篇「天津時代」、第三篇「前來東北」、第四篇「長春時代」、第五篇「在蘇聯的五年」、第六篇「回到了祖國」。各篇長短不一,以下詳述各章節之內容。
        第一章「我的出生和當上清朝末代皇帝的經過」,溥儀敘述了他自幼生活的環境,父親奕環與祖母葉赫那拉氏,說明其性格、生活模樣,也表示傳統的君王之家,使人脫離社會現實,脫離人倫常理。也詳述光緒與慈禧太后的故事,包括「老佛爺」的稱呼,嚴厲的作為,對下人的殘酷。而後,在寫道,當他登基後,衣食住行如何豪華,皇宮規定、儀式如何繁瑣且抹滅人性等等。溥儀在第一章末,認為這些封建帝國下的弊病,以及這些帝王魔王的底下可怕惡行,只有中共這樣偉大的政權才能包容這些魔王:

    「只有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下,才能夠有這樣以德報怨的無比寬大政策,才能在馬列主義的改造社會、改造人類的偉大科學理想下,把這幫殺人不閘演的鬼卒與魔王,都一個個地使之有了脫胎換骨,重新另做新人的機會。」

        第二章「關上家門做皇帝的紫禁城生活」中,大概敘述辛亥革命過後,清朝結束,中華民國開始,一開始在擁有「清室優待條件」下生活,活在名存實亡的「小朝廷」中,闡述這種活在虛幻高位,實質毫無地位的環境,使他產生反動封建的思想,而後影響制反動的政治野心,而最後以母親的自殺作尾。在此章中,溥儀不斷表示在這種繁瑣、無意義的小朝廷日子中,對他產生了所謂的「罪惡思想」開始。
        第三章「我的罪惡思想根源」中,溥儀寫著他自己的四大罪惡思想,徹底毀掉了他的前半生,包括以下四項:

    「一、封建統治思想為主,尊孔崇儒思想為輔。
    二、極端狹隘民族主義思想和上記兩種思想的互相結合。
    三、迷信和「敬天法祖」思想的互相作用。
    四、帝國主義思想和封建統治思想的彼此吸引作用。」

        這四項思想的互相作用,讓他受到傳統封建帝國主義的影響,並且養成他的殘忍個性,認為只有嚴酷的刑法才能「治國服眾」,也說這些讓他「逐漸變成一個富有殘忍性的吃人魔鬼」,而至後來的復辟,「反動」行動。
        第四章「開始正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溥儀講述自己接受張勳復辟的行動,與張勳的認識、如何策劃、復辟登基、爾後在短時間內新王朝崩潰。也提到在復辟失敗後,起了要去留學的念頭,而竊取過往朝代的各種藝術品遺產,準備作為留學經費的來源,也再一次說此一是罪惡的事實表現。
        第五章「出洋留學的失敗」,溥儀在此章說明他受英文教師庄士敦的影響,產生要去出洋留學的念頭,並且在旁人的反對下,進行秘密出國的計劃,卻走漏風聲,其父親的一聲下令下,出洋計劃的失敗。但溥儀也在文中說,「那次的拖出如果成功,我當然是能夠到英國去留學,可是留學的結果呢?也只不過是越發多染上一些崇拜帝國主義的思想,而使我成為一個進一步醉心西風的人物。」,並且進一步展現對於反帝制的思想。
        第六章「我離開了紫禁城」,在溥儀十九歲那陣子正逢第二次奉直戰爭,在中國充滿內戰的期間,溥儀打算離開紫禁城,回到敦親王府,而在他心中一直想著要重新登基的事情,而在借助他人手中,透過日本協助到了天津。在文中也不斷強調,日本這「帝國主義國家」對他伸出魔手,要他成為可操控的傀儡,而再一次在日本公使館中,再進行一次小朝廷——一樣的帝王儀制,三跪九叩的朝賀,享受「罪惡」,而在日本的「魔窟」過了一段時間。
        第七章「我完全成日本帝國主義的『籠中物』了」,此章節名稱也更進一步體現溥儀在天津這段時間,他所受日本這「邪惡的帝國主義國家」操控,雖然給予他諸多優惠,在天津過著「寓公」的生活,受日本其監視與考察,與各國外交場合上,雨後來的「九一八事變」和「天津事件」中,假扮自己是一個君王元首,但實際上也不過就是一個被日本操控的人而已。可以看見溥儀在敘述這段時間裡,著重描述在日本如何透過狡詐手段,榨取中國領土,佔領更多中國的資源,且也批判自己在那段時間竟然被日本那些條件給魅惑,「嚇得骨軟筋酥、屎滾尿流,終於無條件地整個上了他們的陰謀圈套。」表示自己的無知與急於追求皇帝名號的罪惡思想。
        第八章,此章與第九、第十一章並沒有下章名,在此也不好猜測這未下標題的動機與心態為何。此章主要描述溥儀前往東北的過程,更近一步描述他受日本的保護與監視下,前往東北、在溫泉旅館與日本「盜賊」相會談話,其中的言談顯現出貪婪的醜態。而至旅順時,也提到「四巨頭會議」其實只是一個由板桓征四郎主導的會議,商量東北國家大事時,都有一份文件裝好每個人要講的議題與言論,也被當上了徒有虛名的職位,而透過操作各自獨立,脫離南京政府,方便日本掌控。而在這種情況下,溥儀也被一步一步推選上偽滿洲政權,成為日本人的橡皮印章,也再一次闡述自己「所犯下的罪惡真是摧髮難數,萬死也不足以蔽其辜。」
        第九章時,進入長春時代,溥儀描述「新京」這臭名街出現在長春以來,此地成為日本人與漢奸香匯之處,「立即現出了新殖民地首府的千奇百怪景象來。」這段期間也經歷自己成為「賣國賊」,透過契約方式不斷將中國領土與資源一點一點賣給日本,在文中也不斷譴責自己自身罪惡的行為。此外,也提到國際聯盟調查團來調查滿洲國之經歷,雖然同樣是資本主義帝國,但相對於英國而言,對於自己幫助日本欺瞞國際聯盟,不僅僅是在欺騙國際,也是在欺騙中國人民,自慚並且痛恨自己那時的行為。
        第十章「偽滿帝制時代」,描述自身在日本的安排下,進行一連串假的國家儀式,包括結婚與家庭,描述他對家庭的冷酷,可笑的行為都是來自於過往的封建制度。也進一步提到二次訪日,並且將日本天照大神帶回偽滿洲國,建立寺廟,中國式政府架構下卻出現日本帝國的東西,溥儀對此也感到可笑。此章描述偽滿洲國的形式、國體政體、曾經在這段時間經歷過的事件,雖然文中也是以一種批判帝國主義的方式描寫,並且夾雜自己的情緒,但也具體描述各事件的經過,如何破敗,或許此章也可稱為「偽滿洲國史」。
        第十一章,在二戰結束後,偽滿洲國結束,被視為戰犯而被抓到蘇聯,而在那五年之間,受到蘇聯的溫暖照顧下,讓溥儀認為他除舊佈新,換一個新的人,但由於反動思想之故,並未受到完全的革新。在此章節下,敘述他一段段如何經歷過俄國的城市,到了法庭上與日寇四目相對,作證出庭的過程。
        第十二章「我在當時的心情」大體描述溥儀在1950年回到中國,那份心裡的惶恐不安,害怕自己遭受到怎樣的對待,而回到祖國後,是如何受到中共的熱烈歡迎,讓溥儀削減對祖國的不安:

       「你們都回到祖國來了!你們都可以放心,祖國的中央人民政府,對於你們的問題也早已有決定和安排,你們大家都放心好了!」

        其餘譬如像吃飯、睡覺、一般活動,都受到中共的溫柔對待,像是遇見家人一般的溫暖對話,讓溥儀願意接受中共的勞動改造,「一定不能辜負祖國人民最可愛的人對我的殷切期待!」
        第十三章「第二次到了撫順」,溥儀描述這次回到撫順,主要是檢舉認罪,學習各種關於社會主義的報告,例如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等報告,而在這期間,溥儀也可被允許與家人通信,認為是中共讓他重新感到人與人的溫暖,並且願意接受學習改造教育,反省自身在過去所犯下的罪過,包括張勳復辟、偽滿洲國等事情,在瀋陽法庭上也從基本上徹徹底底的反省認錯,也再一次感謝中共給他一次新的生命。
        在結束語中,溥儀說此書是用來「懺悔過去,是為了要把我那醜惡的前半生,赤裸裸地暴露在祖國人民面前,說它是自傳也可以,說它是我的一篇懺悔錄也無妨。」檢討自己身為一個末代皇帝,至一介公民,再至偽滿洲國皇帝、二戰之後成為戰犯,而後受到中共的恩惠特赦,成為一個新的自己。
        此書清楚描繪出溥儀自身在受到改造教育期間,深受到中共的社會主義與反右意識影響,對於傳統中國帝制文化、外國資本主義的弊病,以及日本帝國主義邪惡的樣貌,不斷的批判,甚至對自己產生自我反思,認為自己是罪惡的,若非中共願意接納,否則也無法原諒自己。從一實例來看,可見中共在於改造思想上的成就與成功,並且將之拿來做為成果,宣揚「社會主義路線的成功事實」,更以溥儀這一末代皇帝之自傳,表現中共的思想改造,連這最後一位腐敗帝制下人物也可以改造成功,越加一步說服中國大眾,越往社會主義路線去。雖如此,溥儀也是在文化大革命時,因為其「皇帝」的身份,而最終在其中死去。雖然溥儀之死被中共當局草草帶過,好似「自然死亡」,然而眾多人並不那麼如此。
        除此之外,此書也一一詳述帝王的生活,在清廷內的儀式如何,結婚如何,雖然這些都是中共與溥儀想積極去除掉的事物,卻也留下一筆對於王朝生活的詳細紀錄,以及軍閥、日本在中國的各種活動與對話情節,或許這也是在寫作此書下無意間產生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