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爾根．奧斯特哈梅爾(Jurgen Osterhammel)
譯者：朱章才
出版：麥田
出版時間：2000年
尤爾根．奧斯特哈梅爾 (Jurgen Osterhammel)生於1952年，開始研究約略70-80年代之間，主要研究範圍是以殖民主義、世界史、全球史、史學史與史學理論。其中他對於中華民國創建至中共建國(1912-1949)歷史，在這之間中國所受到的近代化衝擊與文化變遷，知識份子與菁英階級如何轉化，城市與鄉村的衝突，共產主義的崛起與國民政府之間的和戰周旋，奧斯特哈梅爾寫作此書，做了一個統整概略的論述。
上海，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書名特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上海，因為此時的上海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煽動下，引發「五卅」反帝制愛國運動。由於清末各種對外戰爭與簽訂不平等條約之下，中國許多城市被迫分出公共租界，作為西方列強在中國國內的「準殖民地」。這種準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縱使促進都市的發展，卻也引發中國國民對外國強硬的統治起了反感，間接促成中國日後國家與民族主義思潮而起。上海自身優勢的地理位置，除了讓此地成為各國商品與文化交流的對外窗口，加以西方思潮的引入，而西方傳教的教育工作也讓當地人「啟蒙」，對於自身從屬地位與不平等權利關係也開始感到憤怒。
日本在上海設立的工廠，對於中國工人不平等的薪資對待與工作時數過長，進行罷工運動，而日本資本家卻關廠並且對罷工工人採取鎮壓。這導致上海工人憤怒，進而引發五卅運動，以中國共產黨黨人為主，將原先鬆散的結盟關係，變成有組織性的力量，透過抗議與暴力展現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不滿。作者奧斯特哈梅爾以此事為開端，去探討中國革命中各個因素：政治、城市發展、農民社會與共產主義等等面向，進而去闡述中國革命的條件與特殊性，以及其後如何影響中國社會的發展。作者也認為從這次五卅運動開始，中國革命就開始帶有明顯的民族主義色彩。
相較以前台灣歷史學從政治內部的鬥爭，與中產階級倡導的政治革命運動，對於共產黨的底層運動論述較少，此書拆解當時的社會結構與城市狀況，以社會基層的工人、農民革命運動出發，概述這期間的民族主義蓬勃發展狀況，與中國共產黨以底層進行論述。
一、中國革命的條件
從中國以前的「革命」古義探討，是以「改朝換代」、「取消授權」作解釋，而這種革命只是更換行政體系內部的人員，並未影響至結構，並未「推翻制度」。而從十九世紀末至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這個時期的「革命」一直展現廢除、推翻的功能。雖然一開始「革命」之詞是從日本消化西方思想，再傳入中國，且最初只具有改革或推翻中央而已。但由於中國內部政治社會長時間的弊端與重大衝擊，溫和的改革也慢慢轉為激進的革命。在1911年辛亥革命後，將中國從封建君王專制轉向民主共和政治，是政治制度的一大翻轉。作者認為中國革命的另外一個特色是：無法以一般的時間概念去規範革命的長度。相較於法國大革命從1789年至1799年，俄國從1899年至1921年，中國的革命是經歷過世代交替，經歷知識份子覺醒與社會內部劇烈變化時期，這種革命期間同時存在穩定與混亂。
無論因不同地區，大致上對於革命定義都是：「以暴力推翻當權者，爺新的統治者建立政權，並透過新的政治機制來行使權力。」過去中國革命的「委任授權」以轉為毛澤東所倡導的「繼續革命」理論，在共產黨與國家全面變革下，奧斯特哈梅爾對於中國革命立下幾個不同於歐美的革命，中國的革命總是特別的血腥與不重視生命。從美國政治學家魯道夫．拉梅爾統計，從1900年至1949年間，因政治因素而遭受殺害的有1860萬人，在加以戰爭、革命、饑荒或其他所造成的死傷加起來共有4200萬人。雖然這統計方式與採樣標準有可議之處，但也可以得知這期間中國人口數大量銳減，是殘忍的「殺戮」行為。另外，在亞洲變革中，也只有中國革命是以共產黨作為勝利，越南也是其中一個特例。共產黨也並非透過政變或是突發策略而得勝，是透過長期的地方民間動員與組織來取得勝利。這種革命除了在政治上的革新外，也是對於「社會」的革命，重組中國長久以來的地方封建社會，進而改革成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組織。
且者提及中國革命發生的背景，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歐美國家沒有一個像中國般的政治中心，缺乏所謂「公共領域」的想像，而考試科舉制度也間接鞏固了社會階層流動，在如此龐大的國家機器之中，並沒有一個中間的機構可供國家與人民之間的對話，只有小區域單元組成。而中國將各種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硬接受同樣文化的薰陶，內部的文化融合並未正常，也是中國帝制時代難解的問題。
異常的地方軍事化、國家領土切割破碎、扭曲的政治統治，造成清末、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依然存在矛盾又相合的狀態，而這些狀態也一直為中國人民提供革命基礎合理理由，不斷在城市中，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
二、邁向現代化過程中的城市氛圍
中國革命在1895年至1927年，城市提供一個良好的革命場所。孫中山雖然只是一個象徵性的領袖，他仍然被眾人推派出來成為革命核心人物。這時期同盟會所倡導的也多在城市為主。作者藉此闡述作為革命舞台的城市，是如何在近代至現代部分發展，其內涵變化與人員組成
雖近代中國具有高度城市化的傾向，但經濟與文化部分並不是由城市提供，而是在城市郊外或農村，醞釀更多，更而受到中國傳統君王專制的影響，在科技與工業上並未有更加顯著的發展。而後在1911年帝制瓦解，工業脫離官方控制，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前資產階級的「士商」，與鐵路的發展，不過這陣黃金工業時代沒多久又受到全球帝國主義企業的影響而削減，中國的工業化階段處於斷裂而不被，卻也為城市的發展與文化氛圍提供了助力，形塑現代化社會與革命醞釀之處。奧斯特哈梅爾卻也在述說注意這並非中國整體性的發展與現象，節制的觀察代替一言以蔽之的論點，在不同國家、不同城市的狀態下，所呈現的工業發展與城市氛圍是有不同，這也去釐清上海、香港、滿洲在同樣的工業基礎下卻有不同呈現的風貌，而這是要去觀察區分的。
在於中國現代資產階級，作者此處闡述與明清時期商人買官捐官不同，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未曾進入過國家政治權力之中，而要到城市資產階級興起，作為一個「純資本家」，他們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出所做出的民族意識與推動中國改革方面，認為是中國文化的倡導者，以商人的身分向外傳導。
上海作為中國現代化城市的代表，知識份子也在此時期，成為中國革命的推動者。在新興現代化的城市，破除傳統中國具有的四書五經、科舉制度，接受基礎教育。他們也承襲這些知識，在這樣的環境推動民族意識，推大學成立，學習西方各國的學制體制。這些大學的成立促成更多的知識青年出現，而在中國這種缺乏安定的環境下，這樣的共同民族意識也造成他們對於革命的想像，希望藉由革命促使中國現代化，使中國強大起來。
另外，在傳統學術較為被忽略的中國工人部分，以往也只著重組織的部分，對於其社會及日常生活的部份較少略述，作者在這邊也進而去理解這群為數不多卻在工業史上佔據一角的工人們，理解他們所受到的工廠制度與勞工制度，旁及犯罪組織或邊緣人，他們在租界的活動也是研究方向之一。
大略而述，中國城市一方面具有現代化的因素，但也保有中國獨特發展的移民城市特色，在外國租界保護、人口快速成長、階級變換下，超越地域與身分的政治團結，是促發中國民族主義，凝聚與動員，展現對於時代的動盪不安與慷慨憤怒，進行革命，試圖拯救中國。
三、中國政治的遠景與計畫
對於改造中國政治之前，要先注意的是思想層面的部份。對於我們所認識的西方思想家與史學家，都是在事件過後，藉由這兩者研究探討，賦予其歷史意義；而中國的思想層面不同，革命的歷史記載，帶有點烏托邦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模式。
過去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仍然停在中央集權、專制皇權的部分。至於17至18世紀，才有接觸歐洲文化。不過也僅只於停在認識，而尚未理解其中歐洲思想的部份。中國在吸收思想上面具有選擇性吸收，接收特定西方文化，這點與中國是接受雙重翻譯，從日本搬來的思想書籍翻譯有關，因此不能視作全盤性接受，而只是文化上的折射現象。以下作者以民族主義、三民主義、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進行對於中國政治思想的計畫。
從啟蒙開始，中國短短時間從絕對君主制轉化社會主義的建立，這種思想的轉化必然是與時代有所聯繫；中國面臨「救國存亡」危機，對於傳統中國所具備的封建視為一種危機，認為這危機必須要先解決，才能進行拯救中國的目的。這也是五四思潮的背景。
從五四運動開始，民族主義限制了政治思想、文化全面西化，成為這時期唯一的共識。這時期的民族主義又可區分：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政治民族主義、種族的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等等。這些民族主義的出發點不同，從經濟、國家公民的概念、強調中國正統文化的民族主義、文化優越中心等等，這些援用理論不同，但在帝國主義的威脅結束、政治民族主義結束下，文化民族主義成為中國自我證明的核心。
三民主義作為一個受爭議的思想，孫中山定義中國民族主義是有階段性發展，也試圖從不同的思潮找到符合當時中國現代化程序的折衷嘗試。而這種嘗試卻也助長國民黨一黨獨大與威權主義的建立。
四、政治的混亂與擴張性國家
縱使在前述的中國政治思想是如此駁雜又矛盾的狀況下，但目標都是在如何使得民族強盛，加強國力之上。但將焦點轉換到中央政府之上，見到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此時的中國仍然處於一種地方割據，軍隊成為主要統治者，軍國主義仍然在中國處於盛行的狀態，在我們所認知的中國，中國政治與社會軍隊化與軍隊的獨立發展，是這時期中國的問題。從清末開始遺留下來的地方軍隊化，至民國時期各地軍閥勢力龐大，這些軍閥所造成對於現代化的傷害，提高中國社會整體暴力程度。為了反對軍閥，孫中山與部分革命份子建立黃埔軍校，成立新式的軍官團，在國民黨與南京政府取得極高的地位。中國軍事主義也起了連鎖反應，在軍隊主導的中國政治中，被圍剿的軍閥或是被圍攻的城市，共產黨也被趕出城市，成立紅軍與國民黨軍對抗。這種革命運動的防衛與爭奪政權之中，卻意外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力量。共產黨透過這種不受控制的時局，藉由在城市、農村地區，加強控制。
五、農民和農村社會
在1930年代，中國五億人口數之中，有74%是以農業為生。作為主要經濟與社會組成的農民，以普遍性與地區差異性作為論述，作者以制度層面上，評論在勞動與所有制上，他們被地主與國家收稅員剝削，而透過共產黨的宣傳，製造階級形象，將地主的形象進行妖魔化的動作，並且賦予農民一種「他們很慘，如同寄生蟲般的生活」的意象，進而吸收廣大的群眾，對於封建主義者進行復仇。這樣的現象與中國土地分配不均，但卻不如歐洲各國的圈地龐大，事實上在作者的論述中，中國農村社會最底層與最高層的社會距離不如我們想像中的龐大，甚至更輕微。但在統計資料不全的情況下，要將之還原有其難度。這點或許還要在討論，在歐洲觀點與中國本土觀點的差距進行判斷，不能隨便將兩個不同的社會面貌進行比較，會有其差誤在。
不過共產主義在這樣的社會情況下，進行共產主義的農村革命，忽略政治與社會學的劃分下，將所有不受共產黨歡迎的族群貼上「地主」標籤，進行打壓。但在不同地區，農村社會的宗族組織與組成也較為不同，這種個體差異性的現象不能忽略。
除此之外，農村經濟始終不穩定，甚至有衰退的現象，而與自然災害與對環境不可預估性，加深農村內部不平衡的現象。這樣的風潮也迎上1931年世界經濟危機，農村情勢更加惡劣。對於這樣的狀況，南京政府的重稅加重惡性循環，即使這種稅收並非是異常的，但在共產黨的土地運動與農村宣傳，有逐步製造出差距與對立，而使農民開始對國家與地主的反抗。
六、共產主義的動員階段
共產主義如何成功在中國發展，是20世紀重大的歷史課題之一。而處於國際脈絡中的中國共產革命，具有其複雜性，其中包括長期對列強帝國主義欺壓中國的憤怒，同時也在抗日戰爭中積極進行地方運動，進行有利的民族利益，而最後在1949內戰中取得北京政權。中國共產黨最後能夠取得勝利不僅僅是時局勢力的變換，而是得到廣大群眾支持，對於擺脫中國危機的出路有一套方式，而是其他政治勢力無法做到的。而中國共產黨另外成功理由也包括國外勢力，尤其是蘇俄的支持。但這也在取得政權成功後，毛澤東透過手段擺脫史達林的控制。中國共產革命是包含各種兩極對立觀點的，作者藉由本章不是述說其曲折的歷史，而是要述說如何透過政治與社會環境的關係，動員群眾取的資源，在支持與失去支持之間，進行革命。
這些革命從前述1925年，從共產黨黨人煽動的五卅運動開始，與罷工工人連成一緊密關係連結，而後在農村進行共產主義的革命推廣，知道農民運動是中國共產革命成功的必要關鍵之一。透過土地運動，打倒地主，宣傳國民黨形象的妖魔化，這些都是諸多共產黨能成功的眾多原因。群眾路線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所強調，也是自五卅運動民族主義興起後，透過對外的憤怒而群結起來。
作者奧斯特哈梅爾在此章述說共產革命的經營歷史，國共之間的消長，在台灣與中國的論述中，常因意識形態而在描寫上有些偏誤、誇大或寫作不實之處，而作者較以中立看待共產黨在運動上的缺失，與國民黨在時局上的挫敗。但作者也強調說中國革命並未因中國共產黨奪取整個中國政權而結束，事實上在法制與人民權利上，共產黨政府並尚未回應至人民的期待，這些專制的色彩尚未消退，這些立場與定義問題尚未解決，作者在此認為中國革命尚未結束，也尚未獲得當初他所強調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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